——记父亲阎二旺保送警卫员奔赴延安保卫毛主席的感人往事
阎建红
我父亲生前曾经给我讲过保送他的警卫员张耀中奔赴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往事。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1944年4月，我父亲担任沁县故县镇镇公所党支部书记兼镇长时，沁县小南沟村人张耀中开始担任他的警卫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全面撕毁停战协定和国共谈判各项协议，挑起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并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发动了疯狂进攻。在此危急关头，总参谋部指派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张耀祠同志赴太岳老区沁县选调一批优秀翻身青年充实中央警备团。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解放区、保卫翻身果实，刚刚获得解放的沁县人民，于1947年掀起了山西党史上著名的“二月二大参军”热潮。仅仅12万人口的沁县，就有5000名热血男儿踊跃报名。经部队审核，最后有3500名优秀青年组成“保卫毛主席先锋队”，光荣入伍，并从中精选出包括我父亲的警卫员张耀中在内的250名优秀分子奔赴陕北，编入中央警备团，直接担负起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当时，张耀中参军之事并不一帆风顺。我父亲在1944年10月由沁县故县镇镇公所调到县委机关工作时，就把张耀中安排到县公安局参加了八路军，主要任务依旧是负责父亲的警卫工作。由于县公安局任务繁重、人手紧缺，特别是父亲执行任务更离不开警卫员的保卫和协助，所以组织上一直不同意张耀中离开。但我父亲首先考虑到的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他说决不能把个人生死放在第一位。在他与公安局领导反复沟通的情况下，组织上才批准张耀中参军。然后，我父亲又直接向中央警备团张耀祠主任介绍了张耀中的家庭背景和机智勇敢、英勇顽强等可贵精神。张耀祠主任听了介绍后，认为张耀中的确是个好苗子，又觉得他和自己的名字仅一字之差，好像亲兄弟一样。于是，就非常愿意把张耀中安排在中央警备团。正是由于父亲首先想到的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同时又对张耀中前途极其负责的做法，才使张耀中顺利参加到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警备团。
新中国成立后，张耀中担任了中央警卫团也就是8341部队保卫科科长，后来还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再后来担任了中央警卫师副政委。当时中央警卫师政委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兼任。1976年10月，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耀中协助汪东兴同志谋划和实施了对“四人帮”的拘捕行动。
1997年4月，汪东兴同志在“纪念毛主席接见奔赴陕北新战士50周年”活动期间，回忆当时战士们到达陕北的情况时说：“这些战士先来到临县，在中央后委进行了一段整休后，就送过黄河，来到延安中央警卫团团部闫家茆村，团部和支队举行了‘欢迎新战士大会’。这事本来没有报告主席，怕影响他的工作。但是主席知道后，决定亲自参加欢迎会。1947年9月25日上午，秋高气爽，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廖志高、叶子龙等领导同志骑马由神泉堡来到闫家茆，登上了打谷场上的土台，毛主席向新战士们讲了话。毛主席特别强调战士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好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努力上进。老区的新战士们群情振奋，把保卫毛主席和保卫党中央的伟大任务视为无上荣光的职责。他们进入中央警卫团后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吃苦耐劳，非常值得中央信任。我们也相信老区的子弟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像他们中间的张耀中，三十年来跟随我一起担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任，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失误，中央领导自始至终都十分满意，这也是我终生感到欣慰的事。”这一情节，在山西省政协主办的《文史月刊》2017年第2期上进行过登载，可以佐证。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老区沁县素以出兵、出粮、出干部而著称，又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留下光辉足迹的地方。老区人民具有忠诚厚道、吃苦耐劳、坚强勇敢的可贵品质。从我父亲的丰富经历和工作成就可以看出，革命传统和老区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样，生长在红色根据地的张耀中也早已将我父亲的影响和老区人民的精神融入到他自己的血脉。
我父亲生前跟我说过：“你耀中叔叔是1944年我担任镇长时跟随我的，当时他才十五岁。我对待他就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关心爱护他成长，知冷知热照顾他。他跟着我又是忠心耿耿，危险时刻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不仅头脑灵敏、勤学好问，而且爱憎分明、机智勇敢。我觉得他是个好苗苗，当我调到县委机关担任新庆商店支部书记和副经理后，就把他安排到县公安局，当时是八路军编制。县委新庆商店表面上是对外经营商品，实际上是担负着县委、县政府、八路军、县大队的生活后勤供应和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各种物资保障工作，责任重大。公安局要求他继续负责对我的安全保卫工作，我每次下乡组织货源，到敌占区换取药品和武器，他就跟随着我。有好几次我随县大队同日本鬼子正面交锋，截获日军物资、偷窃日军仓库等大的行动，都离不开你耀中叔叔的保卫。1945年6月他父亲被日军杀害，怀着对日军的满腔仇恨，他在历次对日斗争的任务中都表现了非常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1947年沁县‘二月二大参军’热潮中，我又极力保送他成为中央警卫团一员。你耀中叔叔非常争气，以至后来的进步和贡献让人意想不到。他曾荣立特等功、大功、一等功、三等功，1955年8月荣获解放奖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他何止是百里挑一，他是从3500名优秀青年组成的‘保卫毛主席先锋队’中，精选出来进入中央警备团的250名优秀分子中唯一的一个更为出类拔萃的栋梁之才啊！”
我想，张耀中身上体现出来的淳朴而优秀的品格，自然与我父亲对他的传帮带有着密切关系，当然也是老区革命传统和老区人民精神的缩影，加之他对日本鬼子的杀父仇恨，才有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的出色进步和卓越贡献。我父亲慧眼识英才，作为张耀中的革命引路人，不仅是对张耀中的成长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对党对革命的一大贡献，更表明了我父亲毫不利己、大公无私、红心向党的忠诚品格，我们对父亲当年的决定感到无比敬佩。
1973年12月，时任8341部队政治部主任的张耀中来革命老区山西接兵，充实中南海的警卫部队。当时，我父亲是晋东南地区晋城钢铁厂党委书记，我是晋城县一个国防工厂工人。在山西省军区给各地区分配部队接兵名额时，张耀中特意提出把他要带的10个名额分到晋东南地区，主要是想把自己老首长的孩子带走，省军区欣然同意。而我却是执意选择了最艰苦的兵种，当了一名铁道兵战士。假如跟随张耀中去了中南海警卫部队，凭着我的忠诚、勤奋、坚强和能力，无论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北京，我相信，我的发展结局一定会比现在好很多。那段时间，张耀中带着一名科长和一名干事几次到家来看望我父亲和做我工作要争取送我到军校上学的情景，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看到他们军容相当严整，给我父亲敬礼相当标准，就感到他们不愧是气度不凡、训练有素的毛主席和党中央身边的忠诚卫队。
我父亲与张耀中最后一次见面，记得是1982年秋季，时任中央警卫师副政委的张耀中因公来太原住在迎泽宾馆。临走的那天晚上，我父亲前去送行。当我父亲与张耀中一起吃完饭后，正在下榻的里面房间交谈时，警卫员敲门报告说罗贵波省长和其他领导同志也来送行。当时，我父亲和罗省长等领导同志把张耀中送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自那以后，他们两人再也没有见面，只是通过书信来往。
几十年来，张耀中每次来信都称呼我父亲为“阎书记”，我总觉得像他们这种亲如兄弟、牢不可破的私交关系，是不是有些生硬和距离呢？也许他觉得我父亲既是他的兄长更是他的首长，只能以这种尊称才对。前些年家中还保留着张耀中给我父亲的来信，看他的字迹很像漂亮的“毛体”，潇洒自如。因为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也许是接受过毛主席的书法点拨，也许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而下功夫模仿的。
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于1986年1月离休后，张耀中给我父亲来信说：“为革命操劳忙忙碌碌，突然休息下来，自然会感到很不适应。这一重心的转移，需要尽可能调整好心态，以更多的时间来锻炼身体、投入家务和丰富生活。把离休作为自己第二次革命的开始，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地继续前行！”
令人痛心的是，张耀中于1997年因病不幸离世，年仅68岁。离休后，他没有享受过多少时日平静轻松安乐的生活，就永远地告别了他和战友们不畏艰险、出生入死换来的党和国家的兴旺强盛。而遗憾的是，我父亲和我们家人是一年多后才得知他逝世的消息。那时，沉痛的心情使我父亲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耀中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啊？”因为他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所以他工作责任太大、心身太累；因为他肩负的使命最崇高最光荣，所以他为党的警卫事业和部队建设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他无愧于战友悼念挽联对他的评价：“无限忠于革命，甘做人民战士耿耿丹心垂千古；全力献身警卫，勇当无名英雄巍巍功业照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