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春秋时著名政治家子产，他亲历亲为，明察秋毫，时间不长，就把郑国治理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百姓不能欺骗他。子贱天天躲在房里弹琴，依旧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的经验是，重视教化，讲究用人，为政清净，百姓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他大智若愚、大巧若拙，顺利革除“为河伯娶妇”的陋习，带领百姓兴修水利，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一是亲历亲为，二是求贤自辅，三是威化御俗，这三种治理思想，因时而异，顺势而制，对今日仍有巨大借鉴意义。
白平老师的人生目标，便是要做到使人不能欺、不忍欺，也不敢欺。他杂儒、法、道三家思想之长，把这三种相互矛盾的标准近乎完美地结合起来，并在结合中凸显自己的个性，最终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学术上的成就，更有自己个性的白平。他以儒治学，责任为重，故权威也不能相欺。他以法治教，甚至有点不近人情，故人不敢相欺。他以道修身，容百川而齐万物，故人不忍相欺。
2021年11月3日下午在3点，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山西省语言学会会长68岁的白平先生在山西大学（坞城校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一层多功能厅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题为“做一个读书人”的讲座。
首先白平教授以“名人论读书”开启了讲座的内容。“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读书让我们走向“西方”所说的“绅士”，即：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格、健康的心态和文明的形象。那么这一理想人格在中国就是“君子”形象。白平教授认为“君子”具备三种特质：“一，道家的灵魂；二，儒家的形象；三，百家的长技。白平教授说《汉书·古今人表》是《汉书》中最后的一篇。本表是新制，在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它以古代人物为经，以品第人物为纬，按九品分了九栏。根据表序“上智”“下愚”的理论及表所分的具体情况来看，品第标准，是以人的品行为主，参之以事功的大小和学术的高低。表名“古今人物”，实际上列古人而无今人（汉代人），其原因也许是：或是为了避嫌，不敢触犯当今帝王权贵；或记古人以今人，作今人之鉴；或因今人已入纪、传，多有评论，不必再烦笔墨。以表品第人物，乃是汉魏品评人物之风伊始的一个反映。后世正史都不列人表，可能是由于不敢品评帝王权贵之故。人的性格复杂，一生行事多异，设表框之，不大合适，品评尤不适宜。”他认为自己属于“中中”行列，但自己身在“中中”，心向“中上”。这一追求正是鼓励自己、鞭策自己努力提升修养的动力。
白平教授接着谈到当下国人处于浮躁之中，很少读书的问题。大家往往看到的是外在因素，但这种人文危机也有其容易被人忽视的内部因素。然而，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精英，这一精英群体人文精神的逐渐淡化和失落应该是主要原因，这说明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一个悠久稳定的精神传统作业自身安身立命的根本，即人文精神的枯萎、终极关怀的泯灭。工具理性主义泛滥成灾，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文学术也逐渐失去给人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的作用，而不得不应付要它自身实用化的压力。人文精神在当代应该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状态和思维状态。知识分子应该自我反省，联合起来对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危机进行集体抗衡。他分享了自己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自己的诗歌创作。比如《五书诗》：
幼时喜好看闲书，从此成缘总恋书。
身无杂事常咨圣，手有余钱便买书。
期我龟行能竞兔，哀渠蝂负却无书。
老来请教无他物，会友唯呈自著书。
白平教授认为国人精神极端匮乏。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人天性懒惰，行为怠惰，思维怠惰。人生性好逸恶劳，安于现状。人天性浮躁，难得沉静。只有读书，才能够明理，进而走向正道。他认为改变国人读书少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被胜利的乐趣牵引，学习先贤。读先贤的书就是在与圣人神游。《论语》者，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也。惟我至圣先师，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无穷如四时。昭然令德，伟哉素王。天纵之圣，大哉孔子！《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说：“我十五岁就立志学习，三十岁能够有所成就，四十岁遇到事情不再感到困惑，五十岁就知道哪些是不能为人力支配的事情而乐知天命，六十岁时能听得进各种不同的意见，七十岁可以随心所欲(收放自如)却又不超出规矩。”孔子在这里自述了他学习和修养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境界逐步提高的过程。就思想境界来讲，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十五岁到四十岁是学习领会的阶段；五十、六十岁是安心立命的阶段，也就是不受环境左右的阶段；七十岁是主观意识和作人的规则融合为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道德修养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孔子的道德修养过程，有合理因素：第一，他看到了人的道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一下子完成，不能搞突击，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二，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思想和言行的融合，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是勉强去做。这两点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
西汉刘安《淮南子·原道训》记载：“凡人中寿七十岁，然而趋害指凑，日以月悔也，以至于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逾下，则后者蹶之；先者聩陷，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则后者违之。”大凡人中等寿命是七十岁，可是人们对自己的追求取舍、所作所为，每天都在自我悔恨，以至到死都是这样。所以卫国蘧伯玉活到五十岁，觉得前四十九年都做得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先行者难以做得明智，后继者则容易取得成效；先行者爬上高处，后继者则可以跟着攀登而上，先行者越过低处，后继者则可以跟着踩踏前进，先行者跌进陷阱，后继者则可以考虑避免陷阱，先行者遭受失败，后继者则可以免蹈覆辙。因此，读书就是明理。
最后，白平教授谈到了读书方法。首先是“以专带博”。 《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记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人生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没有边界的），用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必然失败的。庄子主张的是“至知/无知”，即知识不能简单地说“越多越好”或“越少越好”，而是要区别清楚。顺道知识越多越好，悖道知识越少越好。所以，求知既是知识增加的过程，也是鉴别所得知识是否合道，并剔除悖道知识的过程。这里的“道”，可以理解成真理。白平教授认为我们不应该贪大求全，我们不应该把“通才”作为人生目标，精于一域便可矣！选择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科目，用挖坑战略，深入挖掘，然后逐渐扩大领域，但中心点始终不变。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介绍了他在教育方面的体会，他并不觉得一个老师一言堂地给学生灌输就能有好的教学效果，而是觉得关键在于怎样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和琢磨。不是让老师替学生去举一反三、反复列举，而是启发学生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一个原则：不要轻易地把答案告诉学生，也不要过多地替学生思考，更不要给学生灌输标准答案。我想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的老师在教学中思考和借鉴的。聪明的老师在向学生教授新课的时候，往往从提问或做游戏开始，那样一方面容易能集中学生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能启发学生的思维。如果只是单纯地将现成的答案灌输给学生，学生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加会缺乏灵活运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另一种方法是“以用带读”。根据自己研究的“中心点”，紧紧围绕中心点，然后向四周延伸，知识面就会逐渐扩大，而不是一味地、漫无目的地读书。
第三是读书的时候要“恒持质疑”。也就是大胆质疑。比如鲁迅。由于现实的巨大变动,鲁迅在一种怀疑精神的驱迫之下,由对历史和现实的否定,走向了对启蒙、人生及其价值的怀疑,走向了对自我力量的怀疑,他的自我分裂了。然而,鲁迅惊人的意志品格体现在:他又怀疑于这种怀疑,于是在一种决绝的寻找中,在一种悲剧性的承担中,鲁迅力图确证自我,并进而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他的自我重新聚合了。——这整个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炼狱般的过程。另外《孟子·尽心下》记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宋·陆九渊《政之宽猛孰先论》：“呜呼，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是精辟透脱的读书法，要求读者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关于书已不知有过多少礼赞。的确，书是我们人类拥有专利的恩物，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他们崇拜的神圣对象。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信书，唯书本是从，轻则使个人成为书呆子，重则形成所谓“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唯书”的作 风，误人子弟，贻害无穷。只有领悟了这三点的核心内涵，我们读书的时候才能够从“记住内容”发展到“发现问题”再到“解决问题”，从好书中汲取营养。
读大学时，白平就有了一种苛刻的怀疑眼光和深刻的批判精神。他的这种态度根源于他对学问的负责，也与他酷爱《史记》有关。司马迁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臧否万物，别有风格。“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司马迁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等事实。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同时又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和无赖的流氓嘴脸，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
白平就学到了司马迁的这一点。2009年3月11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壮哉阎崇年：挑一个错奖一千元》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华书局出版了阎崇年先生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阎先生公开声明，希望读者对此书给予监督，“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倡导在著述中发扬“一字疏误视作羞，一句错断引为耻”的精神。文章说，阎先生为此书“苦心求索四十年”，为证实北京图书馆的《康熙顺天府志》是海内孤本，不仅查遍中国内地现存的书目，而且遍访了美国、日本、韩国等。为高质量出版校注本，在中华书局校正十二遍的基础上，又请了两位专家再加校对，并“挑出了两个差错”，后中华书局再校一遍，“又挑出了一个差错”，这才定稿出版。文章表示，阎崇年没有想以这本书的出版获取丰厚报酬，是以“不要稿费，但求无过”作为出版约定的，又自费聘请两位专家专挑毛病，出版后如有人挑出差错，奖金也由他掏腰包。白平说：“当时我看到这则消息后，马上打电话从‘当当网’上订了本《康熙顺天府志》，随便翻了几页后，还真就撞上了一个错字，于是我就来了兴趣，没想到错误并不止这一个。 ”白平这一挑错，就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他挑出的错字、标点符号等等。“起初拿着这本书，我有点犯难。放过他吧？有点气不顺；折腾他吧？有点太残忍。于是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公布其一定数量的错误。于是我就在博客中发表了《阎崇年先生，你可能被中华书局涮了！》”白平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的悬赏承诺是阎先生自己说出来的，不会不兑现，他出这点钱算不得掉膘，我得这点钱也算不得长肉，关键是要对舆论有个交代。 ”于是白平通过朋友联系到了阎崇年，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我向她说明了事由，她给了我一个邮箱地址，让我将材料发过去。我将已经发表的两篇文章的主体内容发给了她。后来再给她打电话，老是不接；给她发短信，老是不回；给她发邮件，老是不理。 ”白平等了一个星期，那边还是没动静，而此时的他已经不知不觉挑出了300处错误。对于吃了闭门羹，白平很是郁闷，于是就干脆一纸诉状将阎崇年告上了法庭。
在白平看来，《百家讲坛》上的很多学者都在“忽悠”。“不管有没有学问，不管顾不顾逻辑，不管出不出纰漏，只要是能忽悠，他们就受捧，随着讲座就出书，明星、出版社、讲坛合伙营销，乱哄哄你方唱罢他登场，号称坛坛都是好酒，其实不然。一些欠火候、多瑕疵的‘学术超男超女’被炒得红了一个又一个，然后被学术界批得臭了一个又一个，正所谓你骂你的，我捞我的。 ”除了阎崇年，白平还认为**就是一个“痞子”，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学业不精，并列举了几个理由：“首先，**出版的《两宋风云》，不但被指出了很多常识性错误，甚至抄来别人编的历史小说当正史讲，证明他是个‘自觉的’南郭先生，为了钱，他勇于制作珍珠翡翠白玉汤；其次，**在授课上，偏离了教学大纲。如果认为大纲的规定有问题，那你只能先做修改大纲的努力。在大纲未被改动的情况下，你除了服从别无选择。**可以在其他场合发表自己的政治和历史观点，例如网络上、媒体上、有关的集会上，却唯独不可以在课堂上。在课堂上讲大纲外的东西，就叫‘水课’。 ”同时，白平认为，由于学生们年龄小，知识少，辨识能力弱，逆反意识强，最容易被“**式”的煽惑搞得心境失衡，影响其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真正的政治和历史是科学，绝对不是**式的浮薄轻狂。 ”另外，白平还觉得**的所谓“真话”不是新鲜，而是不负责任，“他是搞历史的，如果他是通过艰苦而严谨的研究，从而对史事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发表在适当的地方比如博客，不论这些结论是否偏颇，人们也应该对他予以尊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更多的是哗众取宠，很多观点令人难以理解。 ”
继起诉“明星讲师”阎崇年之后，白平又将锋芒转向“学术超女”于丹，并于状告其作品《于丹<论语>心得》的出版单位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历史悠久，在业界声望颇高。它是《于丹<论语>心得》的出版商。该出版社参与全国36家出版单位于2007年1月30日在全国政协礼堂发出 《致全国编辑工作者的倡议书》的活动，做出承诺：“对指出出版物错误的读者将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并且承诺实施次品召回制度，发现次品流入社会，立即实施召回措施，真诚赔礼道歉。”白平副教授此行要求中华书局支付挑错奖10万元、召回涉诉图书。白平发现《于丹<论语>心得》中的错误保守估计也有近五百处。“于丹这本仅48000字的书，存在这么多的错误，可以说平均每100字就有一处错误，让人怎能容忍！”
白平对他挑出错误的准确率很有信心，表明他挑的错都是准确的。他指出于丹的知识表现一塌糊涂，她在语言组织、词义理解、词性区别，甚至是普通字词的发音上连犯错误，整体来说就是“不会说话”。《于丹<论语>心得》谬误连篇，且其中很多错误都属于无可辩驳的学术 “硬伤”。“我把这样的人说成是学术文盲，一点不为过！”白平愤慨地说。白平这次起诉的对象是出版单位。在采访中，他批评了出版商的“不作为”。“书中错误百出，反映出出版社工作人员的极度失职。”的确，在白老师挑出的错误中包括为数颇多的学术“硬伤”。像标点不当、用词不妥等低级错误竟然经过出版单位反复校对审查而仍然多如满天繁星，至今不作修改，不能不说是严重的责任。“在今日，我国图书出版的质量监管体系形同虚设。”白平说，“出版社是图书质量的唯一把关人，而编辑屡屡严重失职，结果就是像《于丹<论语>心得》这样的劣质图书流于社会，读者受害。”
给流行著作挑错，始于责任而放眼于社会
白平在其博客中表明 “除了当教师，还想当个公民”。白平表示：为于丹和《于丹<论语>心得》这样的影响力巨大且问题严重的名人著作挑错，坚决要求召回，就是在履行公民的义务。
另外，白平教授谈到现行中学语文教材，简单翻阅之下发现，书中频频出现他的标错符号。白平指出，教材存在句读运用、语言组织、知识理解等等不同程度的错误，需要改正的地方实在不少。“这些名书错误不少，我们就是要通过纠错，防止它们误导读者。”白平最早的纠错可以追溯到1980年，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纠错”工作。“我始终认为纠错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白平说，“当前我们的学术界存在学术水平低下和学术腐败两大问题，如果每一个公民都勇于接受这样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一切不合理现象都会消除。”白平表明这次起诉的终极目的绝非获取名利，也不仅限于警示学术界。白平的目的是通过自己的两宗个案延伸出深远的社会意义，完善国家法制。在白平看来，当前我国的不少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甚至是空白。这就使很多像他一样“较真”的人的利益难以保障。白平老师追求的“制度完善”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条：一是法律对悬赏广告的干预应当细则化。据了解，中华书局与白平副教授就2007年的《倡议书》是否属于悬赏广告，双方看法就不一致，由此，白平认为明确有关规定势在必行。二是图书质量监管进一步细致化和规范化，白平主张国家出台一部《图书纠错奖励执行细则》，从而保障挑错者的权益，鼓励合理挑错。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出书要慎重，白纸黑字，是无法收回的。最后，白平阐明了他对学术界的认识：“理想主义的花好月圆通常是不可企及的。对学术界来说，不可避免的犯错现象和恰当的纠偏机制共存相衡才是最佳状态。”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以读书为乐，视荣华富贵如浮云，这样才能真正静下心来做一点学问。可当今的社会充满了急于求成的浮躁之风，追求时尚，玩学术，有将学术庸俗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在赋予扬名者光环的时候，不忘保护纠错者的锋芒，这是白平，以及包括白平在内的无数学者团体和社会团体，对文化圈、对学术界，以及对这个包罗万象的现代社会的期待。
理想化的东西，不容易做到；但做事要认真，要一丝不苟，却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要办成几件事，不认真是做不成的。但是认真之外，还要超脱，要拿得起，放得下，一切顺应自然。这恐怕就更难一些，能和认真结合起来，那就更好了。这也就是白平教授所说的“君子”的三种特质：“一，道家的灵魂；二，儒家的形象；三，百家的长技。”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在讲座结束后，白平教授为本人签名。
